“2015中国未来经济论坛”于6月25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何亚非：今天新华社、北大举办这么一个论坛，给我出的题目是：“走出去”战略。我想分几个部分来讲：第一方面，讲一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世界经济的态势如何。第二方面，讲讲中国“走出去”的优势和困难，也就是说困难和机遇。第三方面，讲讲怎么办，怎么处理好几个关系。

　　今年是中国经济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谋局开篇。所以深入的思考、研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发展动力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重新定义未来中国非常重要。先了解一下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后整个世界经济的态势。

　　大家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新自由主义也好，华盛顿共识也好，这些西方主导的经济理论都信誉扫地，而且西方经济复苏缓慢，失业严重，债务危机不断。有的人甚至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危机。比如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年轻人提出来的1%和99%的矛盾，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比较顺利，我们发挥了道路和制度的优势，在全球化大潮中，市场和政府两手都运动的比较得当。2008年以来，我们为世界经济避免崩溃性的危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现在世界经济进入了调整期，美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也开始调整国际经济的规则，他要修改规则。美国推进的两洋谈判，TPP和TTIP，把中国都排斥在外，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要设置高的门槛，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这会影响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同时，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盛行，中国已经成为西方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被调查反倾销也好，其他方面调查也好，中国遭受的困难最多。

　　当然，调整国际规则也不西方一家，我们也在调整，我们也希望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更加合理。大家可以看到从2013、2014年开始，中国推动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这两个有点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带一路”下面，我们又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些都是区域和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当然，我们说这是对世界银行的补充，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补充也罢，也是在修改，希望更好一些。

　　在国内，我们正在推行自贸区的建设，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福建、天津三个地方建立自贸区。所以国内现在有四大自贸区，有统一的负面清单。自贸区谈判在国际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和韩国自贸区谈判达成协议，和澳大利亚也达成了协议，跟东盟和其他国家的跨区域，或者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也在顺利推进。所以看到国际经济领域，围绕规则制定的博弈相当激烈。

　　同时，全球经济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正方兴未艾。以美国能源革命和全球智能制造为特征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回流，这是一方面。广大中低收入国家争端中低端制造业承接为另一方面。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地缘经济深刻变化，全球力量态势总的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情况下。中国能否走在新工业革命的前列是一个考验。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走出去”优势和困难并存，面临更大的压力，也有更多的机遇。中国“走出去”，除了制造业、装备这些产能的输出以外，现在也有技术和资本、资金的输出。我们走出去的优势，首先我觉得是经过改革开放30几年积累起来的成功的发展经验，这是经过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千锤百炼，体现出来的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制度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的软实力其实是我们走出去的第一个优势。

　　其次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虽然还不是强国。有几个数字，201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就有22.8万亿元，占GDP的35.85%，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超过20%，居世界首位。也就是说，在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居世界第一。我们经常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工业生产门类最齐全，那就是中国。中国什么都能生产，这一点连美国也自叹不如。我们在高铁、交通装备、通讯装备、电力装备、工程机械等领域已经形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群，联合国工发组织有一个统计，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2012年已经升到全球第五位。

　　我们的困难在于国内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调整。国内进入了爬坡过槛的关键时刻。我们资源比较缺乏，唯一要靠发展制造业弥补资源的赤字，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制造业的升级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否能够成功。我们必须从制造业的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提升。

　　第三个优势，我们的技术和资金输出也已经起步了，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引进来为主。有些统计说2015年中国就可以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就是你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如果减去对外投资的话是个负数，你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金等等，我们刚才提到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表明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在加快。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机遇。

　　我想重点讲一下中国“走出去”战略要能够顺利实施的话，需要重视和处理好四对关系。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部署，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所以我们面对全球产业格局正在调整，未来产业竞争十分激烈这个新的挑战，要以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为引领，力争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这四个关系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要处理好“走出去”战略与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引领治理体系改革的关系。因为你走出去以后就不是在中国国内，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各种各样的条约、国际组织、双边协定、多边协定综合组成的，我们叫全球治理体系。所以一定要深入的参与这个体系，包括这个体系的改革，“走出去”战略必须考虑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的时候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确立的，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要去纽约参加庆祝活动，访问美国。这个体系存在70年了，有利有弊，现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同步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特点是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多边贸易体系，看来大家都已经放弃了。但是另一方面，区域的合作，或者次区域的合作非常多，双边的自贸区、多边的自贸区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碎片化，区域合作在加强。我们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一个要受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制约，另外你也会影响全球治理体系，你就会影响规则，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走出去”战略，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新的市场空间，通过国内自贸区的建设，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为中国探索更加有利的体制机制条件。

　　中国企业要按照比较优势和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的考虑来进行全球性的资源和市场布局。不仅要考虑投资国所在的地方经济发展，还要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平衡。今后世界经济活动会更多的涉及新的经济规则的制定，这也需要外交的配合和支持，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和协调。所以从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看，“走出去”战略需要行业和系统，包括国家层面的协调。

　　第二个关系，要处理好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不同文化融合的关系。一个是发展战略对接，一个是文化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博鳌论坛介绍“一带一路”设想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希望中国的发展战略跟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发展战略的对接就意味着你要考虑所在国可持续发展，所在国经济的统筹发展，这当然体现了中华文明“达而兼济天下”的全球主义胸怀和人类共同体建设的理念。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把“走出去”战略理解为就是把企业和资本简单的搬出去，或者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不是那么简单，必须把中国发展和其他国家发展统筹起来考虑。文明的对话、文化的融合，是我们企业走出去的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现在在缅甸也好，在泰国，在有些地方碰到的困难，包括在非洲，许多企业“走出去”的困难其实是一种文化融合的困难。这里文化有中华文化、中国文化跟其他国家的文化，有中国企业本身的文化跟当地企业的文化之间的冲突，这需要我们充分考虑。

　　第三，我们要考虑的是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统筹起来考虑，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中央提出的十三五期间，或者今后一段时间三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国内我刚才讲了有粤、闽、沪、津四大自贸区建设，还有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等。因为我们城镇化率2020年要达到60%。这些重大发展战略都是中央在下先手棋，要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我们在考虑“走出去”战略的时候，必须跟我们国家自身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后一点，我简单的讲。我们到了资本走出去的阶段，要处理好商品跟资本的关系，与金融资本、金融体系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给国企班讲课的时候讲到一条，我说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讲西方资本的时候，讲的非常犀利，就是说西方资本走出去，只考虑利润。所以说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中国资本走出去是不是重新走西方资本的老路，还是要走一条自己的路，我想总书记已经给了我们回答，就是你要有中国发展战略跟人家发展战略的对接，要有不同文明的对话，要考虑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要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就是答案。就是你不能只考虑中国资本能不能盈利，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考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