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遍布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也高达6.3万亿元人民币。

对于“远渡重洋”的“一带一路”企业而言，不同国家和地区纷繁复杂的税法、规定纷繁复杂，企业要适应异国文化、税制等方面的差异，这是“一带一路”企业面临的共同挑战。

时间回到2011年，全球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之一广东东莞华坚集团走出国门，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设华坚国际轻工业园。华坚集团也遭遇了不大不小的税收“挑战”——埃塞税务部门拟按10%税率对其在埃塞企业所得股息征税，得知这一消息后，东莞市国税局立即协助华坚集团向埃塞财政部门递交申诉信，“根据中埃税收协定，应按5%的税率征收股息税”。经多番沟通，华坚集团最终减免税款30万美元。如今，华坚集团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家喻户晓的明星企业，也是该国最大的出口企业，累计出口创汇8000万美元，税收200万美元。

税收协定，常被形容为企业“走出去”的“护身符”。“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以来，我国税收协定谈签进程“大提速”，协定网络已遍布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6年，仅税收协定利息条款就为我国金融机构减免境外税收278亿元，协定的双向互惠也为境外纳税人在我国减免税收280亿元。3年来，通过开展双边协商累计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达131.8亿元。

福建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准备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增资11.7亿元在马来西亚建设两条玻璃生产线。

“公司在海外投资时遇到了很多变数，在当地要交一个汇出利息的预提所得税，让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和之前了解到的政策不一样呢？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联系国内的税务局。”公司总经理曹雨昌说，经中国税务部门和对方磋商，在双边税收协定上又签订了补充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公司累计减免税款3400万元。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认为，通过用好税收协定，为企业明确了征税税率、东道国对利润征税门槛、母国抵免规定、跨境涉税争议解决方法。这无疑给纳税人大大提高了税收确定性，纳税人只需执行税收协定规定的内容，不必再担心东道国的税收政策什么时候变、怎么变。

针对“税收信息不对等”这一困扰企业海外发展的难题，我国税务部门从2015年起对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主要投资目的地在内的95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开展国别税收信息研究，目前已发布59份国别指南，涵盖了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稳定、明确的税收政策和透明、公平的税收环境，是跨境经营纳税人普遍关心的问题，税收协定可为纳税人提供可靠的税收预期。”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廖体忠说。

从旁观者、跟随者到参与者、引领者，近年来，我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G20）委托经合组织（OECD）开展国际税收规则重塑的重大机遇，努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发声，逐步成为OECD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主任帕斯卡·圣塔曼眼中的“国际税收社区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长期以来,在国际税收合作规则制定过程中，都是以发达国家及其集团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得不到充分体现，这需要对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进行重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认为。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积极加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主动将“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诉求融入国际税收新规则。提出了“修改数字经济税收规则”等1000多项立场声明和意见建议，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等国际税收新规则中打上了“中国方案”的鲜明烙印。

目前，我国已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在内的11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税收合作法律机制，与25个国际组织确立合作关系，与美国、加拿大等9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签署税务合作备忘录，与金砖国家建立税务局长会晤机制，并通过扩大国际税收合作网络“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