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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走出去”路径再反思
  • 发布时间:2015-10-09 13:56:51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导读】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感慨:“我们开始设计游戏规则,一些‘穷兄弟’却改变心态,学会了玩地缘政治。”

    “中国需要开启新的开放红利。”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感慨。经济增长换挡之际,必须“走出去”面对满路荆棘,寻求新增长极。

    12月9~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五大任务,将“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道列为三大重点战略。这是自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一带一路”写入《决定》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明确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正经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诸多政策和制度安排正为资本、货物和服务“走出去”创造条件,今年至少有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涉及进一步开放及走出去战略,并将自贸区试点从上海扩展至广东、天津和福建。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新规,放宽对海外投资的限制,10亿美元以下交易不再需要审批。10月,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98%的对外投资事项已不再需要审批。11月,国务院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境外投资的要求调整为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以为境外投资松绑。

    据《财经国家周刊》(微信公众号:ENNWEEKLY)不完全统计,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外事活动中,至少单独向15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推介过高铁、核电及基建项目,17次谈及互联互通及中国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有其现实背景。去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从11月数据看,数项经济指标回落,PMI创9个月来新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无论是寻找新增长极,还是重构国际贸易版图、助力实体经济,或者是消化过剩产能和过剩外储,同时获取国内紧缺资源,走出去都是必然选择。

    走出去也有其现实基础。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投资达849.2亿美元,全年预估1200亿美元,总规模将超过境外对内投资,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估算未来5年中国将实现对外投资6500亿美元。这一数字未来10年内可能超过1.25万亿美元。

    中国谋篇布局,已不再囿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过去,“中国式扩张”一直存在轻质量、重数量的现象。中国企业在境外的真实现状,除融资艰辛、融入艰难等老问题外,恶性竞争、同室操戈现象严重,一些央企、国企的高消费、低效率广受诟病,由于考核机制扭曲所导致的投资短视、缺乏大国声誉感责任感等问题也有显现。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对外投资营收持平比例达62%,亏损达23.8%。也就是说,10家企业走出去,只有1家真正赚钱。

    尤其当民营企业走出去已占据“半边天”时,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教育培训所导致的盲目投资,以及各部委之间难以避免的属地之争,让顶层设计变得尤为重要。

    一位国家发改委人士感慨:“我们开始设计游戏规则,一些‘穷兄弟’却改变心态,学会了玩地缘政治。”

    大国弈棋,举手投足都颇费思量。对于热得发烫的走出去,眼下最缺的还是冷思考。

    12月5日,《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中国政府网举办的“文津圆桌”就此进行研讨。同时,《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10多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央行官员,20多名央企、国企和金融机构高管、民营企业家,以及参与“十三五”规划研究的数位学者,勾勒出新一轮走出去可能出现的问题征兆。

    一位央企高管说,既然是不得不做,那就不仅仅是以外养内“赚快钱”,还要给全世界带去最好的“中国式”走出去。

    跛脚的爆发式增长

    2011年前后,李昀凌任职广东华坚集团副总裁,负责为这家3万员工的大型制鞋厂寻找海外产业转移之地。当时,东莞制鞋工人月均工资3000元,企业2%的年均毛利已无法支撑人力成本。深入调研后,他选定在埃塞俄比亚设厂招工,当地人工成本仅为东莞的1/10。

    随后的情况让人惊喜。企业每年增加了8个点的利润,再加上就地采购原料和销往欧美,因此享有非盟生产地出口欧美免进口税的特权,一下子又节省出3个点的利润。并且,埃塞俄比亚政府规定,外资设厂前7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利润率又提高到13%左右。这对于年产值50亿元的华坚来说,无异于从每年赚几千万元的微利企业,摇身一变,收益翻了10倍之多。

    李昀凌说,近两年产品贸易开始不好做,沿海地区外出设厂企业多了很多。离开华坚后,他创办了一家服务于企业走进非洲的公司,最近刚为一个老板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非盟总部大厦旁买了地,做起了房地产。“很多企业还对非洲矿产感兴趣,当地没有大宗商品交易所,我打算申请一个,就地交易。”

    像李昀凌这样的人还有一大批,在新一轮走出去中寻找商机,每天忙碌奔走于全球各地。

    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表示,随着中国崛起和新常态到来,“走出去”表现出三大变化,一是国家从吸引外资转为净投资国,从量变到质变;二是走出去的产业,从中低端制造业转为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核电、水电、高铁等成为中国名片;三就是民营企业悄然占据“半壁江山”,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投存量5434亿美元中,民企占比已达44.8%。

    联合国《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外国直投流量1.41万亿美元中,中国的走出去呈爆发式增长,首破千亿美元,于美、日之后排名全球第三。

    商务部数据也表明,截至去年底,中国1.53万家企业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投企业2.54万家,分布于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资产总额近3万亿美元。其中,2013年非金融类和金融类直投就分别同比增长19.3%和50%,创历史新高。

    前述司级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商务部正着手改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将投资决定权归还企业,以备案制替代审批核准制。届时,99%的项目将采取备案形式,仅1%敏感产业需要核准,这将进一步释放企业对外投资的潜能,“目前不过是刚刚起步”。

    企业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协调与指导。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殷礼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企业严重缺乏产业链配套统筹,制造业通常只拥有上游的零部件配套,缺乏下游运营商,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丰富多彩”的运营商,产业布局落后。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周明春也深有同感。他说,中国造船业的短板就在研发、设计、品牌和人才,竞争基础薄弱,早年的规模扩张使得企业自主科技含量低、经济附加值低,“如果还是以量取胜,中国船企的国际空间将越来越小,甚至会退出国际舞台”。

    在中国企业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分布上,也存在过于集中的情况。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有四个行业对外投资流量超百亿美元,出现惊人的行业集中度。

    采矿业、金融业、房地产、批发零售业四大行业的2013年累积投资额达816.2亿美元,不但领跑全球行业增幅榜,还占据中国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75.4%。存量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这五大行业,累计存量5486亿美元,高达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3%。

    也就是说,去年过千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八成以上投给了采矿、金融、房地产等少数几个行业。其中,采矿业就接近七成。

    一位央企高管直言不讳地说,外需下滑导致一般贸易增速有限,因而即便在北美,2/3的资金也流向采矿业。“别以为我们在美国会大力投资科技研发,采矿和房地产才是大头”。

    “偏颇”的走出去,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能带来多少真实效用?

    顶层设计难在哪

    作为“走出去”桥梁的“一带一路”,战略上东接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将彻底改变沿线各国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也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带一路”不仅与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机制交织,还会为它们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

    然而,即将出台的“一带一路”白皮书,却被数位编写者评价为“只把各部委项目捋了一遍而已”,缺乏有制度安排、架构搭建以及包含金融、法律等配套制度的顶层设计。

    前述央企高管就提出,“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走出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欠发达国家最缺的是基础能源建设而非高铁,且高铁的高成本让其难以承受。换位思考,它们更需要构建绿色能源网络,因而中国需要因地制宜,认清其阶段性需求。

    眼下,中国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区域合作定位及目标上也不一致,境外同一项目常出现多头管理。“做菜”应该是企业,但“请客”却是中国政府,“埋单”的则是国内金融机构,缺乏统筹规划。

    不少人士建议,顶层设计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各司其职,要有长远战略考量,也要有细节成败观。

    周明春认为,宏观层面,各部委应避免“属地之争”,为企业考察境外政治、经济、法律等现状,建立灵活的长效评估机制,加大战略新兴产业和财税、金融支持力度,简化支持程序。“上层做好顶层设计、中层负责具体协调,基层落实工作,形成一整套促进走出去的操作体系。”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外汇管制、资金和保险、税收支持等政策也要落地。”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看来,国家制定战略规划,应包括发展定位、产业和区位选择、投资趋向、合作方式等,要对高铁、石油等重要行业制定专项规划。“‘一带一路’开了个好头,因而‘十三五’应区别于‘十二五’,从避免企业盲目和无序对外投资出发来制定政策”。

    顶层设计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不太可能这么细节。”前述司级官员摇着头,且不说各种配套需调动的人力、物力,仅其牵涉的各部委相关利益,就是大难题。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和央行各家难以协调,就连同一部委的不同部门,职能重叠也难免画地为牢。

    更为关键的是,“一带一路”白皮书的项目梳理,多少有一些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如此跨时空的宏大战略和全新的游戏规则,能不能让所有的国家在“双赢”中顺畅接受?

    这便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顶层设计不只需要摸清家底和他国底细,还要有策略和实施路径,应先抓外贸外交。

    “‘一带一路’是全球性的,短期内很难具体规划,宽泛一些也才能留足战略空间。”前述司级官员指出,这不是狭隘的写项目规划、修路建桥,而是要着眼于中国对外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权,需要国与国的共同合作。

    例如,2010年10月就开始启动的中老铁路项目,曾是泛亚铁路规划的重点,但2011年一度传闻项目被取消,2012年又传出中国给予老挝政府70亿美元贷款的消息。其实,两国至今还未敲定融资方案。

    “4年拿不出谈判结果,并非个例。”知情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设立霍尔果斯自贸区一事,1990年代就有意向,中国已着力推进了数年,至今未果。

    “顶层设计何时能架构丰满,大家都很期待。”商务部前述司级官员表示。

    “金主”心态要不得

    11月北京APEC峰会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先后与20多位参会外籍人士交谈,发现他们中会有对中国当下一些对外政策表示观望的,但对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无一例外地叫好。

    “许多国家尤其亚非拉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就是‘金主’的印象。”一位政策性银行国际业务高管说。

    据透露,12月初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访华,旗下团队就与这位高管所在的政策性银行深入沟通,期待中国能给出巨额的低息贷款。

    “单边援助的时代早该过去,中国金融机构不能再做赔本买卖。”他说,无论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还是上合组织银行,对外投资都至少应做到保本微利,要有合理的机制、体制来疏导资金。

    这其中,将牵涉出两个难题:其一,钱从哪儿来?如何协调出钱机构?其二,即便钱囊满满,如何花钱才能多方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关于资金来源,采访中绝大多数人士提出“动用4万亿美元的过剩外汇储备”。但实际上,外储投资以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为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大多为投资回收期10~30年的基建项目,外储投资的三项原则似乎无一符合。

    一直以来,外储投资合作相对固定,外管局与被投资国及其项目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突然从中抽调资金,势必会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中非基金模式可以考虑,用财政来撬动社会资本。”一位外管局决策层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当追问到如何进一步与中非基金合作时,该人士并未回答。

    中非基金初拟筹资50亿美元,而现有的30亿美元全部来自国开行。直到最近,外储才答应出资10亿美元,剩下10亿美元将以外储借款给国开行的形式注资。成立7年来,国开行与外管局的无数次沟通才最终有了成果——让外储掏腰包,真的不容易。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难回答。

    采访中,一些人士对财政部和央行主导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资金安排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还担心其管理人员缺乏银行经验,运营团队缺乏海外经验尤其基建项目评审、风控等专业经验。

    “缺乏专业性,更缺少项目库。”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员说,金融属于高风险领域,境外金融更考验团队水平。缺乏与银行机构的充分合作,任凭什么资金安排都可能不良率高企,或者成为“拿财政钱吃饭的虚设机构”。

    前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坦言,国家之间、国内各部委之间,同样是谁都想牵头但谁又都不想担风险。“当然,这么多形式的资金安排,总得有一个先做起来。”

    此外,商务部一位司级官员私下透露,一些央企拿着国家贷款对外承诺项目,工期截止却拿不出成果,严重影响国家外交,有些甚至惊动了两国元首。

    “时代变了,光给钱不再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表示。在外,各国都有自我保护意识,会为中国的每笔援助款意在何为而反复思量;在内,一些企业却仍旧臆想“小马拉大车”甚至“空手套白狼”,花着国家的钱,躺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上获利。

    如何升级多年来的单边援助和双优贷款机制,健全市场环境,成为新一轮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国责任怎么担

    “几个月的工期,给青蛙搬了两次家。”某央企项目经理回忆在波兰修建高速公路时感触良多。为此,还专门雇佣机构来关注青蛙的“水土不服”,每两天汇报一次情况,“因为之前另一家中国央企就折戟于青蛙问题”。

    为小动物留下安全通道或助其搬家,这在欧洲竞标基建项目是“标配”,但却让中国企业瞠目结舌。

    因而,走出去不能再是赚快钱,国际规则和大国责任摆在眼前。

    在采访中,中国的一些行业标准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推高企业走出去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国内一家插座生产商出口产品至欧洲,发现要符合欧盟标准需付出现有成本的数倍。“还包括环境关注、技术水平和劳工保护等,中国标准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央企一位负责人说。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硬件相对落后,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标的国,但其行业标准、法制环境等却是看齐发达国家的,波兰就是典型一例。

    “之前修建波兰埃尔公路的那家中国央企,至今还在因环保问题打官司。”上述项目经理说,一些企业是靠着中国对他国的双优贷款,在定向招标中拔得头筹,否则并没有很突出的竞争力优势。

    张建平在柬埔寨调研也发现,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者的评分不高,暴露出中国企业擅长走“上层路线”甚至暗箱操作的现实。一些非洲民众也向他抱怨说,个别中国企业在当地攫取资源,忽视民生和环境。

    “企业都不为自己投入出口信用保险,怎可能为非洲员工提供保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负责人反问道。投保率非常低,一方面源于保费较高,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投保意识薄弱造成。譬如,利比亚战争爆发初期撤资的中国企业,竟然99%没有出口信用保险。

    当然,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监管考核体系的不合理。

    前述商务部司级官员就谈到,央企高管大多不重视长远利益,因为国资委对企业和个人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即期考核相对中期考核、远期考核的权重更高,花上一大笔资金做10年、20年才见效的长远投资,会让企业当期业绩很难看,高管个人的经营能力就会到受诟病。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粮集团去年以来先后收购了荷兰粮食贸易商Nidera和新加坡来宝集团的多数股权,增强自身农产品原产力的同时,也将这些第三方贸易商挤出了利润丰厚、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以大手笔支出,降低了中国农产品对任何一个供应国的依赖度。

    “服务了国家战略,中粮的当期业绩会大受影响。”该官员说,当下的国企改革应该从考核制度入手,对契合国家战略、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鼓励其与国家形成走出去的配合势能,并助力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

    在前述央企高管看来,中国既然已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就应拿出样子来,不论对内对外都应有大国风范,给予自己和全世界更好的“中国式”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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